收复，便面临一个问题，宋与党项的争端，是华夷之争，还是中国内部之乱。总之一句话，是内乱？还是外战？这关系到以后国策，不纯是文字之争。

这些年轻人现在除了每天做些杂事，还议论着徐平在军事政策上的文化含义，上追三代，下联当世，要从文化传统、精神内核上理出一个头绪。另一件最重要的事情，便是讨论这次党项叛乱的性质。用一个高大上的名词，便是《春秋》学。对党项的处理原则，将直接影响到以后宋朝对外的态度，如何定义战争，如何处理争端。如果他们讨论出来一个结果，得到了徐平的认可，那么就很可能成为宋朝成例，为后世所遵循。

读书人的心思确实是多，在与这些人接触之前，徐平都没有向这方面想。不过他们想的也有道理，这是一个变革的时代，一切都要重新开始，战争也不只是简单的战争。不在这件事情上统一思想，那如何面对后面的对契丹之战？你一言我一语，更加没个谱。

本来读书人的思想没有分岐，元昊髠发，易服，立文字，明显是异族。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，这就是一场外战。但徐平对元昊的判决已下，檄文已传四方，明言元昊叛宋为不臣，虐民以为罪，是乱臣贼子，人人得而诛之。徐平的定性，明明是内乱。

在前方连战连胜，国势蒸蒸日上的时候，主持这些事情的徐都护不可能是错的。如果自己想的与徐都护不同，那一定是自己错了，要重新回头审视自己的学习和传承。

这一点思想上的别扭，直接促成了刘敞大胆地完全抛弃前人见解。不光是连历代的注和疏不理了，就连左丘明、公羊、谷梁这三传也完全扬弃掉，直接从《春秋》原文找答案。

真论经学的水平，徐平连赵祯都不如，跟这些用心在这上面的年轻人相比，就更加说不到一块去。不过他还是愿意听他们议论，给自己以启发。

闲聊了一会军中杂事，张载突然对徐平道：“通经以致用，明天理以治人事。都护在朝中，三司新政致天下太平，西北连胜而服四夷，大丈夫功业不过如此！有此功业，必有非常之学。小子们在都护幕中，日常俗务缠身，不能时时聆听教诲，岂不惋惜！今夜风清月圆，都护有暇，何不提点我们几句，以后求学少走许多弯路。”

徐平一愣，看众人不但是张载，所有人都充满期待地看着自己。在他们心里，还真地以为自己有什么惊世绝学，只是没有表露出来？经学，自己是真地不行，这不是学习能力的问题。实际上徐平自从决定考进士开始，便一直用功于历代经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