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户，则就是两者相加了。

租庸调制崩溃之后，代之而起的是对百姓的资产征税，针对耕地的两税，实际上是一种特殊形式。资产越多，官府征收的税越重。这资产并不仅仅包括占有的耕地，还包括住的房屋、墓地、水渠、渡口以及磨房等等各种资产，各地有细微差别。甚至住的房屋，有的地方会细算到有几根梁、多高多大、用了多少瓦等等，相当繁杂细密。

显而易见，实行五等户制官方是不可能抑制土地兼并的，土地越是集中，越是利于官方征税赋安排差役。上等户越多，地方官府治理地方的能力越强。这一点，与宋之后的土地兼并完全是不同的概念。五等户制是在制度上消除民间的贫富差别，但在实际操作中地方官府会尽力扩大贫富差别。没有五等户制，只实行两税，制度上会鼓励贫富差别，官方在原则上则抑制土地的兼并，尽力保证减小贫富差别。理论上说，穷人越多，地方官府的施政能力越强，在具体施政上当然会尽力保证有更多的小农。

事实证明，官僚的节操和施政能力与制度安排的影响力完全不是一个级数，任何时期制度导向的影响力都是远远超出官府的实际操作能力的。两宋民间对土地一直不热衷，到了最后的岁月，甚至把天下的耕地全部收归官有，也并没有引起太大的波动。便就是有五等户制在上面压着，平民百姓并没有疯狂聚敛资产的劲头。

徐平前世历史学得一般，对这一时期的五等户制一无所知。到了这个世界，自己家在白沙镇是第一等的大户，父亲徐正到处使钱推脱一等户该承担的差役，如里正和衙前，这才有个初步的认识。后来中进士做官，到了地方才算了解这一制度造成的影响。但邕州地处边陲，又是蛮族地区，认识得还是不够深刻。

直到进了三司，真正掌管财政，才算是对五等户制有了清醒认识。总的来说，租庸调制、五等户制和纯粹的两税制，对民间经济有完全不同的影响，不能一概论之。

徐平作为京西路的转运使，有权在本路对五等户的标准进行微调，他现在考虑的，是怎么利用划分标准，促使民间资本向自己希望的地方集中，而不要沉淀下来成为无用资本。

牛和农具便就是一个例子，把牛和农具计入户等资产里，农户便就没有养牛买农具的积极性，用到的时候候宁愿去租。这也是地方州县有大量官牛和农具的基础，不愁租不出去，而且还可以利用自己手里掌握的这部分资产，推行一些特定的政策。

哪些不计入户等资产，哪些减少占的权重，哪些要加